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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之窗成為窺探另一異族文化、社會制度、生活型態、歷史演進最快速的捷徑，尤其針對眾所陌生的遙遠國度、宗族、區域，語言，這些有別於好萊塢、歐洲等主流片廠之外的第三世界電影、西亞電影、甚至寶萊塢電影等，總是帶給我們新鮮的獵奇感，以及距離的美感，經驗論認識論上的所獲。對我而言，觀眾與電影主體各自所代表的文化與文化、價值與價值、信仰與信仰間的撞擊、對話的結果，更是最讓人感興趣的部份。

伊拉克電影《烏龜也會飛》，由孩童的社群活動中，讓觀眾體認庫德族處境的縮影；以色列電影《天堂此時》(Paradise Now)，帶領我們近距離深入觀察以色列炸彈客如何將自己的生命奉獻予信仰、國家，但並非每位炸彈客都真的那麼視死如歸，當中隱含大量諷刺、反省的成分；至於同屬以色列血統的《甜蜜大地》，則讓人認識到70年代以色列人民公社組織（kibbutzim）的組成與運作方式。

所謂的人民公社（kibbutzim），最早可追溯至1910~1920年代，於俄羅斯地區受壓迫統治的猶太人，成為早期猶太建國運動的集體社群制度。Kibbutzim立基於社會主義意識型態，每位公社成員被要求必須全心全意為組織奉獻，各取所需，強調人人平等，無個人財富，避免利益不公所造成的紛爭。表面上，kibbutzim是彼時社會主義理想實現的烏托邦國度，當時也確實吸引不少歐洲追隨社會主義理想的人們。

電影初始，《甜蜜大地》即展示桃花源境寡國小民的光明面：如詩如畫的田野風景，如沐春風的甜美空氣，富樂自足的人們，民主管理的社區會議…眼前的一切，看在瑞士人Stephan眼中是「在美好也不過的，是可以終老的」。實際上，這部取材自導演Dror Shaul個人成長經驗的作品，所要表達的確是沉伏在表面的光明、浪漫、平等之外，kibbutzim公社制度的黑暗面，並隱隱地將批判與反省意味，寄託於時代悲歌之中。

儘管文化背景不同，本片仍可視為對社會主義烏托邦理想不可能實現的佐證，原因之一在於它說明了人心私利私慾無法平等，其次是人心愛好自由無法受約束。在片中，所謂民主會議，所謂平等互惠，所謂各取所需，所謂的道德教育，一切都僅止於表面，背地裡，教師為求晉升而與居權者野外偷情、有人因為一己之私而扣除他人享有果醬的權利，有人為報私怨而殺了他人的狗，言論受約束，信件遭竄改等…太多的制度醜態，人性盲點不停被揭露，造成烏托邦幻想的破滅。

反思意味濃厚，導演批判敘事態度卻顯委婉而不過激，儘管意有所指，也是以內斂婉轉的剪輯手法暗暗指陳，讓觀眾自行體會，並在挑戰禁忌的同時，展現靈巧的幽默感，這使得前半段的節奏顯得輕快脫俗。但隨著足以象徵熟知真相的Dvir母親Miri的病情日益嚴重，全片調性驟降為窒礙、沉重、混亂。

以孩童純潔的眼睛來看待成人醜惡的世界，同時，並利用小男主角Dvir與罹患精神病徵的母親Miri間的親情，以及Dvir父親被眾人所隱瞞的死因逐漸撥雲見日為劇情主軸，一步步揭穿公社組織的封閉、墨守成規、麻木不仁。儘管故事線是十分簡單的：早熟的兒子與早寡的母親，從中觀眾能清楚窺見複雜的文化脈絡，以及所謂的理想、愛情與自由間的拉扯。

兒童一肩承受起雙親的壓力，抵抗外在成人所建構的嚴峻世界，Dvir所經歷的成長考驗，讓我想起代理《甜蜜大地》的佳映公司，日前所引進的另一電影《屋頂上的童年時光》，兩位孩童的角色在片中均展現出比成人更為堅強的意志力，細膩的心思，與敏感的神經：孩子有時甚至比起成人更為成熟，更具力量，更具抗壓性。

在猶太人13歲時成年禮的火祭時，Dvir母親面對制度的崩潰，對父親死因真相的公開，對烏托邦謊言的公然挑戰成為全片的高潮。隨後，Dvir送上安眠藥給母親，幫助Miri脫離苦痛，堅定地神情，證明Dvir通過成人世界的考驗。最後，Dvir帶著小情人Maya遠走高飛，留下開放式，卻飽滿著希望的結局。

儘管故事背景發生在以色列的時空社經背景，《甜蜜大地》仍不失為一則開放/保守、自由/約束、個人意志/國家意識、循規蹈矩/離經叛道的對抗寓言。前半段的輕快，後半段的凝重，夢想與絕望交織，歡樂與苦痛並具，這些對比落差是本片大量運用的手法，亦是閱讀的旨趣所在。

或許是文化、社會、歷史層面上，對於異族的我者，有時是難以體會片中角色所承受的苦痛與壓力。但在劇情之外，本片的攝影、運鏡確實是異常優美、詩意，約書亞樹形象等構圖美感，剪輯的成熟，色調的溫暖、惆悵、感觸良多，是讓人印象深刻的。當然，包含童星Dvir等幾位主要角色的精湛演出，則是具有飽滿的生命力。作為導演Dror Shau個人第二部電影，以及稀有的以色列血統之作，人性與美感兼具的《甜蜜大地》，相當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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