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眼電影網

燈微微的亮了，我心酸於小小攝影師的早熟言語，也驚喜他們的藝術天份，螢幕上的字幕仍繼續跑著。

觀眾開始一群群的站起，座椅彈回原位，連續的發出「啪」的聲響。我呆坐在座位上，看著字幕跑完，直到最後出現一個鏡頭，女攝影師澤娜布里斯基（Zana
Briski）帶著那群小小攝影師，朝著路的那一端走去，漸行漸遠，背影也越來越小，越來越小…

我不知道他們要走到哪去，心中只是在想，導演放入這個鏡頭的用意為何？以及質疑著導演給予他們相機的做法。接著，我馬上想到的是另一部關於以巴衝突的紀錄片《美麗天堂》（Promises , 2001）。

不過其實《小小攝影師的異想世界》並不如中文片名那般浪漫，但卻也毫不狗血煽情。原名Born Into Brothels: Calcutta's Red Light Kids（出生於加爾各達紅燈區的小孩）似乎較能說明影片的內容與主題。而這兩部紀錄片主角都是孩童，並運用不同方式呈現孩子眼中的世界，若更要深究的話，導演的「涉入」才是我所聯想到的部分。

紀錄片的發展從60年代「真實電影」（cinema verite）被倡提後，這種必須與被攝者建立某種和善關係，使拍對象不因鏡頭的存在而改變自己的行為，甚至是用自然本有的態度來應對，以期達到一種共同創作的效果（追求真實）的方式，其實早已並不單純只是一種觀察或紀錄，更可以說是一種用誘發者的姿態來對待另一種族群或文化。於是自然也產生了爭辯不盡的「持攝影機（導演與被攝者間）的權力關係」。

在《美麗天堂》裡，導演是一個涉入者，而且是一個嚴重的涉入者。他化身為觸媒，將等同平行線兩端的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孩童們聚在一起，並用超然的攝影機捕捉其之間的衝突。縱然滿懷人道精神，藉著影片宣示了宗教民族間的仇恨對於孩童而言是荒謬無比的，但影片中卻也明白的告訴觀眾，在涉入者（導演）消失退卻後，雙胞胎不再打電話來、孩童彼此間也無法再聚會遊戲…，一切的變化仍舊回到了原點。

當然，這個導演與被攝者的權力關係是否平衡是見人見智的。只是這樣的涉入，卻也遺憾的像是一種展示，展示的對象則是看片的觀眾們。

在《小小攝影師》中，導演似乎體認到自己能力的侷限，利用「相機」（攝影），這個能永久伴隨著他們的技能教導這些孩童們從不同的視角去看世界。裡頭的主角之一塔塔（Tapasi）說：「第一次拿到相機的時候，感覺真棒。以前我們絕不可能碰相機…我們看別人拍照，希望自己也有相機。」相機成了與外界溝通的窗，領著觀眾進入加爾各達，進入孩子的世界裡…

我有點疑惑導演的做法。這種給予算一種憐憫施捨嗎？那其他的孩子怎麼辦（公平嗎）？導演憑什麼涉入的如此嚴重？你以為你是誰？紅燈區救星嗎…

紀錄片工作者往往被要求的高標準拍攝倫理，或是外界的質疑與批評，但影片中像是全毫不在乎。導演積極的涉入，包括了教導他們攝影，帶他們去海邊遊玩，安排這些孩子們接受教育，甚至幫他們舉辦攝影展，吸引了國際間的注意。也募得了不少款項，並相對的回饋到這些孩子身上。後來更設置了一個孩童攝影基金會，籌畫了一連串的有後續性的教育計畫。

到底是什麼，讓導演全然不理會這些規訓，並促使其像豁出去似的義無反顧，一定要這樣做呢？

後來我終於明白了。導演一定擁有一個超越這些規範教條的強大信念，才使得她得以撐下去，而那就是「實踐」。

然而，澤娜布里斯基在片中也明白表示立場：「我不是社工，我只是一個攝影師。」這句話彷彿是說給批評者聽的，像是透露著心聲，「我已經做了我最大的努力了，你還奢望著什麼呢？」

這些種種疑惑在看到兩個導演大無畏的硬幹精神後頓時迎刃而解，也才明白自己不知不覺像是在抹煞別人的努力，羞愧的閉上嘴。至於印度的種姓制度與階級問題、教育體制與民生環境，種種龐大到嚇死人的結構性問題也不是幾個紀錄片工作者或一部紀錄片就能解決的了。導演的涉入，其實早已超越展示，成為一種可貴的具體實踐典範了。而更難得的是，此片居然不歌功頌德，也不用既有西方傳統價值觀強壓在加爾各達的紅燈區中，反而是單純、質樸的讓人感動、佩服。

片末的這個鏡頭，我想正是暗示著，「我們會一直走下去，而且是手牽著手。」這一點，正是《小小攝影師》影片中，那份最珍貴、最令人信服的拍攝初衷與信念，教人怎麼能不替這兩位可愛可敬的紀錄片工作者企圖撼動世界所作的努力鼓掌叫好！

「人不是工具，人是目的。」明知不可為而為的並不是傻子，而是令人敬佩的夢想家。否則，這個世界怎麼會有奇蹟與希望的存在呢。

P.S 這是澤娜布里斯所創的基金會網址，裡面有小小攝影師拍的照片。 www.kids-with-cameras.org

以下是導演的告白

澤娜布里斯基 紐約 2004年1月

1998年，我進入加爾各答一處髒亂的紅燈區，開始與妓女同住。
當我於1995年首度造訪印度，我不曉得會遇到什麼。我開始旅行並拍攝印度婦女生活的殘酷現狀：殺害女嬰、童媳、因嫁妝太少被殺害及寡婦殉夫等。
我本無拍攝妓女的想法，直到一位朋友帶我去加爾各答的紅燈區。就在踏進迷宮般陋巷的那一刻，我明白了這就是我來印度的原因。

我花了好幾個月，想取得管道進入這個窯門禁地。我知道我想與這群婦女同住，真正去了解他們的生活。最後一位娼寮老闆給我一個房間。我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才取得這群婦女的信任。當她們在等候客人，我陪她們等。一連陪坐好幾個小時，與她們嘻笑玩耍，體驗那種枯等的感受，目睹她們不時流露暴躁不安的情緒，當她們想到自己被困在這個難以逃脫的世界，為了生存及照顧孩子，被迫出賣靈肉。

孩子們倒是馬上接納了我。他們不怎麼了解我在那裡做什麼，但他們對我及我的相機感到著迷。我讓他們使用相機、教他們怎麼照相。我心想，從孩子的眼中看世界一定很棒。於是我決定教他們攝影。

下回造訪時，我帶了十部輕便相機，選了一群最想學習的孩子。我不曉得自己在幹嘛，但這群孩子好喜歡，每週都來上課。成果很驚人。於是我放棄自己的攝影計畫，開始全時間與這群孩子互動。我知道此時有重要的內容需要紀錄下來，於是我買了一台攝影機，開始拍攝這群娼寮的孩子，拍攝他們在街頭的生活以及學習攝影的情況。之前我從來沒拿過攝影機。

我邀請羅斯考夫曼到加爾各答，與我一起拍片。他不想來，於是我寄了幾捲帶子給他看，我知道他會愛上這群孩子，就像我一樣。沒多久他便撘上前往加爾各答的飛機。他擔心沒有故事。我要他耐心等待。故事自然會浮現。
確實如此。

羅斯考夫曼 紐約 2004年1月

2000年冬天，來自紐約市的攝影記者；澤娜布里斯基，邀我與她合作拍攝一部紀錄片，是關於一群加爾各答妓女的孩子。在那之前，她已教他們攝影兩年，認為他們的故事很值得拍成紀錄片。

那時我剛辭去從事十年的紀錄片剪輯師的工作，並成功轉型為紀錄片攝影師。雖然我對她的邀約很感興趣，但我婉拒了，不想接下來３到５年當個窮困潦倒的紀錄片製作人。

然後澤娜寄給我4捲影帶，是她在加爾各答拍攝的，供我"評鑑"(她從沒拍過錄影帶) 。看了第一捲影帶的前十分鐘，我就知道我要前往加爾各答。
澤娜與那群孩子與我分享人生，我永懷感激之心。

分享到facebook